[JJ专栏] 重新审视Engels所著的禁忌书籍……AI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

[Block Media记者James Jung] 当尤西敏提到李在明政府必然失败时，彭博社的一篇专栏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文章标题为《无人谈论的AI末日情景》。

这篇专栏提到了“Engels的停顿”这一术语。正是马克思的朋友，那个Engels。Engels在1845年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讲述了工业革命初期英国工人阶层的悲惨境遇。这本书早于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

Engels在书中主张，工人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和核心阶级。没想到我会再次翻阅那些在上学时让我热血沸腾的书籍。

Engels的停顿是现代经济历史学家创造的概念，源自19世纪的“禁忌书籍”，但它也有助于解决2026年即将发生的AI革命及其衍生问题。因为这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差达200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生产力提升与工资上涨

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使得每位工人的生产力提高了46%。而当时工人的实际工资仅上涨了12%。技术进步的成果集中在资本家和工业家手中。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占的比例从17%扩大到超过31%，而利润率则从10%提升至20%以上。

与此同时，当时的英国工人被迫每天工作16小时，生活在不卫生和过于拥挤的居住环境中，儿童劳动的恶劣环境更是令人发指。小说《悲惨世界》中，科赛特和加夫罗什等无监护的孩子如何沦为街头劳动者的情景被惨痛地描绘出来。

那么，为什么会有停顿呢？Engels观察到的工业革命初期的惨状，实际上是为了辉煌的上升期而进行的停顿。极端的工资停滞和不平等并非永恒。资本家们在巨额利润的基础上，开始对工厂、机器和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

Engels的停顿

资本的积累开始追赶技术的要求水平，机器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需要能够操作这些机器的熟练工人。高科技工程师的崛起，虽然没有资本，但却享有与资本家相当的待遇。从1840年到1900年，人均生产力增长了90%，实际工资也增长了123%。最终，工人的工资和生产力的提升达成了同步的上升期。

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如马克思、Engels等人认为，利用这一上升期可以实现革命，从而结束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历史。他们梦想的革命并未在英国发生，而是在欧洲的边缘俄罗斯发生。

Engels的停顿是一个讽刺。革命并非发生在最强大的地方，而是在最弱的地方。那么，为什么现在要重新审视Engels的停顿呢？

在工业革命时期，Engels的停顿是由于资本家的再投资而“自然地(?)”被克服的。资本家并不是为了工人而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进行投资。然而，革命者们对不平等的抵抗和争取民主的热情，确实在变化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革命和投资是不同的使命。血的历史负责实现正义，而金钱的历史则负责解决问题。

今天，AI带来的挑战远比19世纪广泛。政治社会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革命和投资再次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

AI末日

过去的技术主要替代简单的重复劳动，而AI则威胁到人类认为是自身特有的认知和创造性工作，例如软件工程等白领工作。

AI导致的极端收入不平等和白领工作岗位的减少，可能会破坏国家的税收基础，并引发无法控制的政治社会反弹。彭博社专栏的要点是，AI的末日并不是T-3000机器人，而是由于国家财政破产而引发的。

将AI带来的政治经济争论仅仅交给市场是不够的，转型期的停顿太过严重。因此，需要有意的分配和适应规则。我国的政治争端也开始加剧。“为什么三个重大项目只在特定地区进行？”“是谁，出于什么目的进行这样的规划？”争论声此起彼伏。以阵营逻辑来突破这一争论是非常困难的。

再回到Engels的停顿。关键在于生产力与实际工资的速度匹配。生产力提升的成果必须转化为工资上涨，才能避免毁灭。如果AI夺走了工作，甚至连白领工人也成为失业者，那么在21世纪，科赛特也将不得不在街头乞讨。

专家们表示，技术的发展应朝着“增强（Augmentation）”劳动的方向，而非单纯的“替代（Automatio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指出，当前的税收政策对就业征税，而对资本和投资给予补贴，使企业过于专注于盲目的自动化。

“结构性多数”解决问题

为了阻止AI末日，弥补政府税收的减少，各种方法论开始被讨论。包括引入财富税、提高一般消费税、增加企业税、引入AI代币税等。由于是提高税收，富人的抵抗非常强烈。即使是革命的国家法国，也未能通过财富税。由于“自愿投资”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国家干预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无法说服这一点，无论是进步政府还是保守政府，都无法避免末日。

AI要求政治经济的转型。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路线。我国的进步政治精英也受到了这一影响。尤西敏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辩论者。

时代已经改变。问题的性质看似相同，但技术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因此解决方案也必须改变。AI革命必然由“结构性多数”推动。无论是投资还是分配，都必须考虑到国家层面，而不仅仅是单个企业，分配也必须考虑到未来几代人。这不是通过划分阵营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包容所有主体。

政府、企业和个人必须立体地发挥“角色”。谁压迫谁，谁偏向谁，哪个地区和哪个地区之间的歧视，这样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现在是建立庞大的结构性多数的时候了。

“玩电脑的小孩的玩具”

我思考了政府的角色。政府应当积极参与新的分配规则和社会服务创新。政府必须毫无偏见地深入思考机器人税、数据税、基本收入等新的税收和分配规则。应当像瑞典的案例一样，扩大对育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补贴（社会服务），以提高政府财政的效率。应当支持失业者迅速再培训，以便他们能够重新进入劳动市场。

企业应当采取开放的态度，使用技术来增强劳动并与工会合作。企业不应仅仅专注于为了降低人工成本而进行的“普通自动化（so-so technology）”，而应考虑如何利用AI扩展人类能力并创造新的价值。应当像新加坡的劳资合作模式一样，寻求社会妥协，保持就业并调整工资，而不是破坏就业。

个人的角色是最重要的。冷静的现实认知和灵活性是至关重要的。个人辛苦积累的经验可能在一瞬间化为零。医生、律师、会计师等所谓的“职业”也并非安全地带。个人必须承认，过去的成就可能成为弱点。创造性思维在AI时代依然是最珍贵、最昂贵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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