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50年的笨功夫：一所大学，一块屏幕，一辆车，一枚存储芯片

文｜Sleepy、Menmen

从前合肥没有几条像样的铁路。

京沪线擦着安徽的边走，过徐州，过蚌埠，过南京，唯独把合肥绕开了。合肥人出远门，得先赶到蚌埠，再换火车。深夜的蚌埠站，月台上挤着从合肥来的人，手里攥一张转车的票。很长一段时间，合肥人去远方，得借别人的站台。

一列列火车从远方来，又往远方去。没有一列是为合肥停的。

合肥离哪儿都不算远。这话反过来说就是，年轻人想见世面抬脚就走，合肥拦不住，也没想过拦。

照理说，这样一座城市，大概是没什么家底的。可合肥偏偏有，而且这份家底来得意外，是一所学校送来的。

够不着

1969 年，中科大要迁出北京，先后问了几个地方，都嫌麻烦。几千号人，要校舍，要口粮，水电要跟上。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一所大学是个包袱。

最后是安徽把它接收了下来。1970 年，第一批师生到了合肥，住进师范学院和银行腾出来的旧楼。合肥的冬天湿冷，没有暖气，有老教授回忆，写板书写着写着，手指头就冻僵了，只能搓一搓，呵口热气，接着写。粉笔灰簌簌往下落，落在发黄的地板上。

那时没人想到，这层地板底下，埋着一座城市往后五十年的地基。

中科大来了，合肥的底色就变了。没有商业城市的热闹，也没有港口城市的敞亮。别的城市忙着招商、卖地、造商圈，合肥的饭桌上聊的是装置、院士、实验室。

合肥西北郊的董铺水库当中，有座岛叫科学岛。岛上有一堆中科院的研究所，核聚变、强磁场、量子信息，全是国家级的难题。岛上有台装置绰号「人造太阳」，要在地球上复刻恒星内部的反应，温度能烧到上亿度。合肥攥在手里的科研家底，搁在全国都算金贵的。

可金贵不等于能改变一座城。

科学岛的灯亮到半夜，照得亮论文和奖项，照不亮街边的早点摊。本地人知道那东西厉害，可厉害归厉害，跟自己日子过得好不好是两码事。国之重器泡在水库里，人间烟火摆在马路边，两头谁也够不着谁。

中科大的研究偏基础、偏前沿，合肥却拿不出像样的产业去让它们走进现实。成果在实验室里做出来，再从实验室里运走，落到深圳、苏州、上海别人的产线上。合肥薄弱的产业基础，与中科大的研究成果难以匹配，毕业生很少愿意留在合肥。

题做得再漂亮，终归是名声。它让合肥在电视里体面，却没法让一个年轻人相信，留在合肥，也能赶上时代。中科大的学生读完书，抬脚就走了，沿着当年他们老师进来的那条铁路，往北京，往长三角，往远处去。

把了不起的东西接进家门，这件事合肥学会了。可怎么让它长进这座城的日子里，这一步，合肥又走了快四十年。

一块屏幕

2008 年，金融危机，全球面板行业跌进谷底。

京东方的日子很难过。液晶面板是重资产生意，烧钱，烧设备，熬周期。行情好的时候赚的是辛苦钱，行情差的时候，产线还在折旧，贷款还得照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京东方要在合肥建第六代 TFT-LCD 产线。初步一算，需要 175 亿人民币。

175 亿是什么概念。那一年合肥全市财政收入 301 亿，真正落到地方口袋里的只有 161 亿。一条产线的投资，比合肥一整年能自己支配的钱还多。

不过这笔钱最后还是凑出来了。合肥最后搭出来的结构是 90 亿做项目资本金，其中合肥的国资平台出 60 亿，按定增的方式买成京东方的股票；剩下 30 亿由合肥方面牵线引入战略投资者；另外 85 亿走银团贷款。不过后来定增超募，合肥实际只掏了 30 亿。

合肥是用「股东」的身份进场的，钱投出去，换回的是股权，是将来能退出、能变现、能循环再投的东西。

后来的报道都管这叫「合肥模式」的起点，字里行间全是漂亮话。可回到 2008 年看，这事一点也不漂亮。行业冰点，公司亏损，摆在合肥面前的是个烂摊子。又贵，又重，还不知道能不能成。

后来京东方在合肥连落几条产线。从一块面板起，到玻璃基板、偏光片、驱动 IC，再到整机和终端，合肥慢慢攒出一个显示产业的集群。

合肥把财政的钱变成股权，把股权变成产线，再让产线变回岗位、税收、房租，变回一个新区的灯火，变回年轻人留下来的理由。

七十亿

2020 年，蔚来深陷危机。前一年亏了上百亿，股价跌到一美元出头。那会儿新能源车还没成气候，造车新势力到底是下一代汽车工业，还是高级一点的击鼓传花，谁心里都没底。

合肥拿出了 70 亿。

但蔚来跟京东方不一样。蔚来这种公司，一半卖车，一半卖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换电站，用户社区，NIO Day，都是那个想象的一部分。

2020 年 4 月底协议落定，主角不是合肥一家，是合肥建投、国投招商、安徽省高新投几家战略投资者，凑 70 亿，注进一家新设的合资公司，蔚来（安徽）控股，也就是后来的「蔚来中国」。

蔚来自己也要掏 42.6 亿现金，外加把中国境内的整车研发、供应链、制造、销售、能源这些核心资产，一股脑装进这家新公司里。战略投资者合计持股 24.1%，蔚来持 75.9%。

合肥投了真金白银，只拿少数股权，不夺控制权，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蔚来保住了方向盘，并且把身家性命、核心资产连同总部，一起搬进了合肥。

蔚来总部落进合肥，带来近八千人。新桥产业园起来了，十几家供应商跟着进驻。第二工厂从动工到投产，花了十七个月。

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心思变了。

以前你想赶上时代就得出去。南京，杭州，上海，深圳，走得越远越有出息。现在这道题多了一个解。你可以留下来。不是因为爹妈在这儿，也不是外头混不下去，退而求其次。是因为这儿真有活干，有仗要打。

牌桌

合肥是在 2016 年决定做存储芯片的。DRAM 这个赛道三十多年里从几十家杀到只剩几家。德国的奇梦达，2009 年倒了。日本的尔必达，2012 年破产，被美光收走。台湾一批厂商在周期里翻来覆去地挣扎。最后坐稳的是三星、SK 海力士、美光。

三星有一手出了名的打法，叫反周期。别人亏钱减产的时候，它反而加码建厂。价格越低，越是比谁的现金储备更厚、设备更新、良率更稳。对手熬不住就下桌，等周期到来，牌桌上人少了，熬下来的就开始赚钱。

这一行奖励熬得住的人。

合肥在这张牌桌上坐下来牵头的人，叫朱一明。清华物理系出身，早年在美国做存储，2005 年回国创办了兆易创新，把 NOR Flash 做成了国内龙头。

2016 年他做了个决定，把全部身家押到合肥，押到 DRAM 上。长鑫启动的那年，合肥的国资平台产投出大头、他的团队出小头，一起把这家公司支起来。他自己从兆易创新辞了 CEO，搬到合肥，全心投入长鑫，据说在项目盈利之前，不领一分钱薪酬。

这副破釜沉舟的劲头背后，是这一行的难。

2016 年的存储芯片，差不多是全中国最难的一道题。晶圆厂是吞金兽，设备、洁净室、折旧，样样烧钱。造芯片的工艺要一遍遍磨，良率要一点点抠，一个参数错了，一整批晶圆报废。实验室里做出样品是一回事，产线上成批地、稳定地做出来，又是另一回事。中间隔着工程师、设备、材料、管理，隔着一整套只能花时间磨练的硬功夫。

DRAM 的工艺和专利墙全攥在少数几家手里，谁也不卖。长鑫后来从一家加拿大公司手里，拿到了已破产多年的德国奇梦达留下的技术文档和专利许可。除了这些，连懂行的资深工程师都得从海外一个一个请。奇梦达散了，长鑫就把它的老兵请回来当顾问。一个新玩家想上桌，手里攥的几乎全是别人输剩下、不要了的东西。

2019 年，第一批 DRAM 芯片下线。之后步步紧追，从 DDR4 追到 LPDDR，从消费电子追到服务器，从国产替代的名单，追进全球存储的大周期。

长鑫前几年累计亏过三百多亿。到了 2025 年全年营收 618 亿，扭亏为盈。到今年一季度，单季营收 508 亿，归母净利润 247 亿。

存储的大周期一来，十年的笨功夫的磨砺下，一个季度营收几乎赶上去年一整年。长鑫身后，合肥国资穿透持股超过三成。今年 6 月，长鑫科技的科创板 IPO 注册获批，拟募资 295 亿。

于是很多人说，合肥又「赌」赢了。

我觉得这个字用错了。赌徒随时能下桌，赢了能走，输了也能走，大不了换个场子。

可城市下不了桌。城市投错了，留下的是空厂房，是长草的园区，是失望远走的年轻人，还有好些年攒下的公共信用，一并搭进去。

合肥不是天才城市。它有点笨，有点拧，还有点不服输，像没背景的人家的孩子，知道自己只能做难题，做那些别人嫌慢、嫌重、嫌不划算的题。

它知道路难走，知道慢，知道错了收不了场，可还是一步一步往前挪。因为不挪，命运就永远攥在别人手里。

留下来的人

一座城市算不算真活过来了，要看年轻人生活的样子。

到去年底，长鑫有将近两万名员工，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在合肥上班，租房，成家。这景象，老合肥见不着。

过去科学岛给合肥挣的是名声，现在长鑫给合肥的是日子。它发工资，办落户，让员工的孩子在合肥上学。合肥人头一回觉得，那些了不起的东西，跟自己的日子是有关的。

长鑫的员工从全国各地来合肥落脚，租房，谈恋爱，放假爬一趟大蜀山，或者骑车到巢湖边坐一下午。

过去很多年，合肥的夜是静的。现在不一样了。新桥产业园的宿舍亮到半夜，科学大道上的外卖骑手跑到深夜，高新区楼下总停满了车。这座城市开始有了一股忙忙碌碌的年轻气息。

能吸引人留下来，就会安家，会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地方。他们在这儿碰见彼此，结婚，生孩子，把孩子送进合肥的学校。再过一代人，中科大和科学岛在这些孩子眼里，就不再只是「别人的故事」。

这才是合肥五十年攒下的家底。不是哪条产线，也不是哪家公司，是一样更慢的东西。从 1969 年那间教室起，一点一点攒出来的底气。合肥人开始相信，自己住的地方，也能是时代的一部分。

贾樟柯拍过一部电影，叫《站台》，讲八十年代山西汾阳的年轻人。

县城文工团的一帮人，一辈子没见过真正的远方。有一天听见汽笛响，发了疯似的往外跑，追着火车的影子喊。火车不停。远方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像一种永远赶不上的命运。

片子结尾，人到中年的崔明亮在沙发上打盹，炉子上的水壶开了，呜呜地响，声音就像火车的汽笛。远方浓缩成了一壶开水。

那是贾樟柯写给上一代内陆青年的困局。生在内陆，很多人的一生都耗在等待里，一辈子追一列不为自己停的车。

合肥走的路是反过来的。它不靠海，没有风口，起初连个像样的站台都没有，只有一片空地。于是它蹲下身，一砖一瓦，自己修。这一修就是五十多年。

如今的合肥南站，每天到发几百趟高铁，往北到北京，往东到上海，往南到广深，条条线都从这座从前被绕开的城市经过。几十年前，从合肥开出去的车上，挤满一心想走的人。现在开回来的车上，也挤满了人。

汽笛还在响。合肥的年轻人听见了，不必再追。因为这一次车是为合肥停的。